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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論文

      源頭活水綠色金融之于經濟發展基于金融理論視角的解構

      時間:2022年04月13日 所屬分類:經濟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要研究綠色金融的內涵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應回歸到金融本質。近年來,中國綠色金融取得了長足發展,研究成果頗豐,但目前中國少有文獻從理論角度分析綠色金融的內涵及影響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為拓展該領域的研究,通過探究綠色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理論屬性

        [摘要]要研究綠色金融的內涵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應回歸到金融本質。近年來,中國綠色金融取得了長足發展,研究成果頗豐,但目前中國少有文獻從理論角度分析綠色金融的內涵及影響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為拓展該領域的研究,通過探究綠色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理論屬性和影響關系,發現綠色金融是對傳統金融的結構性補充和功能效率的提升,推動了傳統金融結構的“專屬化”;同時經由經濟增長的內生及外生變量影響了總需求和總供給。因此,建議以“五大要素”為抓手,以“三大方向”為重點,以“兩大支柱”為依托,夯實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發展的體系基礎。

        [關鍵詞]綠色金融;經濟發展;金融功能;作用機理

      綠色金融

        引言

        人一旦開始思考經濟增長問題,將無暇他顧[1]。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①。關于金融影響經濟增長已經形成豐富的研究成果和系統的金融發展理論。金融領域中,綠色金融通過發揮金融工具和服務的優勢,促進環境改善、資源集約高效利用,并有效應對氣候變化挑戰、推動能源革命和低碳科技革命、推進產業優化升級。在“雙碳”背景下,“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綠色金融更是成為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30·60目標”的重要支撐。2021年黨中央和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提出積極發展綠色金融。

        2022年1月,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同志強調,實現“雙碳”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完善金融政策是完善綠色低碳政策體系的重要部分。按照海南省綠色金融研究院和主流研究機構的測算,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并非矛盾對立②,雙碳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更不是。因為環境挑戰不僅僅是環境的末端治理問題,根本上也是經濟問題[2](PP.107-108),實現“雙碳”目標不僅著力解決資源環境約束,更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必然選擇③。

        因此,綠色金融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綠色發展和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抓手,既致力于打造“綠水青山”,也致力于為可持續發展注入源頭活水,本質上解決“金山銀山”這一經濟發展問題。近年來綠色金融的研究,較多著眼于綠色金融產品、設計;綠色金融對農業發展、自貿區建設以及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綠色金融成本效益核算和綠色金融的治理等,但是對于綠色金融到底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及深化金融的內涵,綠色金融通過哪些渠道實現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助力,這些最根本的傳導機制和理論分析相對比較少見。

        因此,本文從金融本質出發,圍繞金融功能理論和金融結構理論研究綠色金融如何深化金融理論內涵,并綜合運用金融理論及經濟學理論,基于供給和需求視角對綠色金融影響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定性分析;最后,針對完善綠色金融體系框架、為促進經濟發展提供良好基礎,提出對策研究。

        一、文獻綜述

        綠色金融的本質是金融,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出臺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對其定義為“金融服務”④,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對其落腳點的定義是“投融資活動”及“整個金融體系對環境風險的有效管理”,其內涵也是金融⑤。因此要分析綠色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必要回顧金融發展理論及主要理論中金融影響經濟的研究成果。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關于金融發展理論以及金融影響經濟的早期研究多分布于各流派經濟增長理論之中,Tobin提出新古典貨幣增長模型[3],揭示貨幣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Patrick關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4],并引起金融發展理論界對“Patrick之謎”開展多視角分析。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內生增長理論進一步推動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進展。相關研究主要從以下五個角度展開:

        (1)金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5-7];(2)利率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8-9];(3)金融功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10-11];(4)金融內生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12-13];(5)金融周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14-15]。上述指出金融作為生產要素中提供資本的一種功能設置,利率市場化水平、金融功能的強大均有利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進而提升一國經濟增長水平。反之,如果金融功能不健全、金融抑制導致利率遠離市場化以及風險管理不到位、市場信息不對稱等,則該國實現發展階段的跨越就會有一定的難度。

        (二)綠色金融對經濟增長及創新的影響政府和學術界對綠色金融開展廣泛研究,研究對象覆蓋綠色金融的概念內涵及發展必要性、政策發展歷程、金融機構實踐;綠色金融標準、產品與工具、環境信息披露;綠色金融對產業結構升級或微觀市場主體的影響、定量評價測度;綠色金融體系構建等多領域。綠色金融研究的興起與全球范圍內環保意識和行為的興起不無關系,大多研究從以下角度展開:

        第一,綠色金融與創新的關系,Debnath和Sen認為綠色金融和環境規制促進企業創新[16-17];Ramanathan等認為兩者存在正“U”型關系,即前者對后者的促進作用存在“門檻”效應[18]。Flammer發現綠色債券推動企業開展綠色創新活動[19]。第二,綠色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1)大多研究證明綠色金融顯著促進經濟增長[20-22]。(2)綠色金融對宏觀經濟有負向或分階段的影響[23-24]。

        (3)綠色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耦合關系[25-26],相關研究表明東部地區耦合程度最好,西部和東北相對薄弱。

        (4)綠色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或傳導機制,王遙等基于金融功能觀等理論,系統性分析綠色金融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及其作用機制[27]。孫焱林等認為綠色金融通過影響綠色投資、產業結構和企業技術進步影響經濟增長[28]。柴晶霞提出綠色金融通過影響消費、投資來影響經濟增長[29]。

        第三,綠色金融與市場失靈和公平性問題研究,Campagnolo和Davide發現市場失靈和外部性問題對研究環境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不可或缺,政府的金融監管和金融對外部失靈的補償很重要[30]。Pickering等認為發達國家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金融幫助,減少融資的不公平性和實現有效氣候調節機制[31]。Sullivan認為全球70%碳排放發生在城市,政府在資助低碳產業和低碳經濟時要估算資金規模、預算約束等[32]。Bhringer等根據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構建了一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金融投資可能產生的環境和經濟影響[33]。

        (三)文獻述評總體上,綠色金融研究成果頗豐,但關于“綠色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或兩者的關系”這一領域研究較少。一方面,綠色金融在我國是“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以政府政策優化資源配置為主,所以討論的多是綠色金融政策的影響,如王遙等基于DSGE模型的綠色信貸激勵政策研究[27]、王韌基于DID模型分析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政策的效果等[34]。

        另一方面,政策激勵作用要傳導到經濟上,本質上通過影響生產要素的供給和配置、技術進步、消費投資需求等影響經濟發展。同時,盡管有不少關于綠色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或兩者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卻較少基于完善的邏輯框架與相關經濟金融理論體系進行研究,如王遙指出具體到“綠色金融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領域缺乏全面的理論研究[27],張宇和錢水土提出現有文獻缺乏對綠色金融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間作用機理的深入分析等[35]。

        此外,眾多學者實證研究有不同結論,無論是研究綠色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單向影響還是兩者的耦合關系。對于單向影響的結論,形成了正相關、負相關、分階段表現不同等三類。綜上,本文回歸金融本源,對前人的研究進行補充,為該領域進一步深入的實證研究提供一定參考。

        二、綠色金融在金融理論內涵上的深化

        綠色金融與傳統金融不同之處在于:綠色金融能產生環境效益支持可持續發展[36],但綠色金融的本質是金融,運用金融功能和金融結構理論,定性分析并以綠色金融實務舉例說明綠色金融如何深化金融理論內涵,為分析綠色金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奠定基礎。

        (一)金融功能理論層面

        綠色金融既是對傳統金融功能的結構性補充,也是對傳統金融功能效率的提升。一是體現在“集聚資本”功能。金融機構通過加強對傳統金融產品或工具的創新,有效解決綠色產業及項目的資金供給與融資需求的匹配性問題,使得集聚資本功能更加結構化。例如,中國進出口銀行發行2021年第一期綠色金融債,通過公開市場募集資金,支持《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2021年版)》規定的“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設施建設與運營-大型水力發電設施建設和運營”類綠色產業項目;還發行50億元“碳中和”債券,通過公開市場募集資金,解決國家電網公司三項8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或交流輸電工程的融資需求,共節約標準煤41.2萬噸,減排CO277.3萬噸。又如,某商業銀行全資子公司發行綠色金融(ESG)理財產品,客戶通過銀行網點渠道或網銀系統購買產品,運用理財資金投資于綠色債券、綠色資產支持證券等債權類資產⑥。

        二是體現在“分配資本”功能。綠色金融關注環境和社會效益、注重碳減排,引導資源(包括資金、技術、人力等)更多地投入清潔綠色產業、新能源產業,抑制資源向污染性產業投入[1],助力能源革命,優化了傳統金融情境下技術難以創新、資源配置和轉移的問題。譬如,中國進出口銀行在境內外支持了一大批碳減排顯著的新能源項目,2018年與國家發改委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為新能源等新興產業提供8000億元融資;2010至2021年間,江蘇分行培育支持天合光能、阿特斯等27家光伏產業龍頭企業,投放貸款突破百億元,積極幫助光伏全產業鏈技術創新及成本下降;為埃塞俄比亞阿達瑪風能項目提供融資,支持清潔能源發展,節約重油5.9萬噸/年、CO2減排約21.22萬噸,積極推動了我國相關技術、設備、人力等全鏈條“走出去”[37]。

        三是體現在“提供信息”和“激勵機制”功能。鑒于經濟中信息不對稱引發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委托代理等問題,傳統金融體系可發揮比較優勢,對信息專業化收集和處理,提供價格等信息及解決激勵問題的辦法[38](PP.35-79),從而降低交易成本。綠色金融進一步深化這兩項功能,為綠色活動的決策提供有益參考:第一,政府層面,政府部門立足職能公開相關信息、要求企業和金融機構披露環境信息,為綠色金融頂層設計和體系構建做出巨大貢獻。黨中央和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提出健全企業、金融機構碳排放報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第二,金融機構層面,金融機構基于監管部門對推進綠色金融業務的要求以及對盈利性、風險性、流動性的平衡與考量,尋找符合綠色標準和授信政策的綠色項目,在盡職調查等業務環節收集企業的生產經營、財務指標、項目所獲政府批文、環境和社會風險等信息。譬如,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客戶和項目環境和社會風險狀況作為受理授信業務時的調查重點,并盡職調查形成初步意見。如難以判斷環境和社會風險,則尋求合格、獨立的第三方調查。中國人民銀行對碳減排和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再貸款項目的審批要求之一是項目的碳減排效益符合標準、且企業承諾向公眾披露信息。

        第三,環境影響評估、環境權益交易(如碳排放權交易,排污權交易等)、綠色認證(如綠色債券第三方認證,綠色建筑認證等)、綠色指數編纂(如S&PDowJonesESG指數,中證ECPIEGS可持續發展指數等[2])等體系的建立,進一步提供豐富的信用、價格、風險等信息。綠色金融的激勵功能主要是引導和激勵企業產業轉型、資源優化、節能降耗。

        眾所周知,生態環境資源屬于公共資源,而企業在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過程中往往不夠關注污染負外部性及由此導致的市場失靈,但綠色金融可以激勵企業將資本資金要素流向提升環境質量和降低碳排放的產品、技術與服務市場,這種激勵和引導一般通過產品設計、過程監督、結果激勵和后續支持等方式實現環境效益的內部化,最終達到不違背企業發展效率目標,并能兼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作用。四是體現在“風險管理”功能。對傳統金融而言,金融市場和中介的產生和發展,與分散和轉移風險有著直接因果關系,綠色金融也不例外。

        首先,綠色金融來源于節能環保的“正外部性”,卻不能給予相關經濟主體相應的收益,還會因治理污染和節約資源付出額外成本;相反地,環境污染帶來的“負外部性”,需政府通過立法、制定財稅政策等引導和矯正,如“庇古稅”,同時也需通過“科斯定理”來解決,以市場“無形的手”進行引導。因此,綠色金融應運而生,將“負外部性”內部化、環境風險顯性化、環境成本確定化(包含在資源的市場價格中)。其次,多元化綠色金融工具也提供了分散和轉移風險的渠道,如江蘇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IFC)開展節能減排CHUEE融資方面的合作,由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財政部及江蘇省財政廳共同提供風險分擔⑦。

        (二)金融結構理論層面

        金融結構由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的形式、性質及其相對規模共同決定[39],衡量規模的指標包括金融相關比率(FIR)⑧、金融上層建筑構成狀況⑨、金融機構發育程度瑏瑠等八項。從金融機構看,從事綠色金融的機構基本與傳統金融機構一致。從金融產品看,我國2016年出臺《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首次明確綠色金融產品分類,主要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等,還包括碳排放權質押貸款、排污權質押貸款、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等綠色金融專屬工具,隨著“雙碳”深入推進,人民銀行“雙碳”支持工具、碳中和債等陸續推出。然而,綠色金融難以參照上述傳統金融結構指標進行定量測度,原因在于:

        一是目前綠色金融的體量對金融總量的占比不大,二是如何統計除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外的其他綠色金融工具有多少規模,尚未統一。金融結構理論曾提出我國金融結構失衡,體現在直接融資發展相對不足,強調外資引進,但不夠關注引進外資后的使用效率、投資流向等方面。但綠色金融的發展導向是在該領域緩解金融結構失衡矛盾,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第一,盡管綠色金融間接融資比重大于直接融資,但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發展并重。在銀行大力投放綠色信貸的同時,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逐漸增加綠色金融直接融資產品運用,如綠色保險、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證券化等。特別是“雙碳”背景下,各金融機構競相加大“雙碳”支持力度,產品和工具不斷豐富,綠色金融直接融資產品的規模增長較快,如2021年13家銀行共發行綠色金融債384.55億元,超過2020年發行總規模的兩倍;截至2021年11月末,累計發行碳中和債2530億元瑏瑡。多元化結構產品起到降低融資風險、優化融資結構、減少信息不對稱及提升效率的作用。

        第二,相關綠色金融工具關注引進外資的使用效率、投資流向。如中國進出口銀行2021年發行50億元面向10余個國家及地區超70家投資機構的“債券通”綠色金融債,募集資金支持白鶴灘水電站項目,并通過第三方認證和“碳中和”符合性分析。債券發行信息需要披露,且定期公布跟蹤評級報告,這起到關注資金流向和資金使用效率的作用。2021年國內首單“碳中和”綠色金融債也成功發行,同樣采取“債券通”模式引進國際投資者。

        第三,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商業金融機構在綠色金融領域協調發展、互相補益。政策性金融機構立足服務國家戰略、逆周期調節的職能定位,對綠色項目給予中長期、低成本、大規模體量的資金支持,融資品種多為信貸,注重降低整體污染、消除負面外部性,維持自身保本微利。而商業性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業務要統籌考慮盈利、收益,利率更多為市場定價,且不同項目融資期限應錯配,但基于多金融牌照優勢,可提供多元化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對政策性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形成有益補充。

        三、綠色金融影響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基于供給和需求側的分析借鑒劉世錦對經濟中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的分析框架[40](PP.108-153),并參考黃泰巖將經濟增長動力分為供給側和需求側[41],基于需求側和供給側的視角,運用相關金融理論及經濟學理論,定性分析綠色金融影響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

        (一)需求側從需求側看,根據GDP核算的支出法(GDP=消費支出+投資+政府購買+凈出口)即經濟增長動力的“三駕馬車”加“政府購買”,也是廣義上需求的構成。綠色金融也通過影響居民消費、投資、政府購買以及凈出口,從而影響經濟發展。具體影響機理如下:

        1.對居民消費、投資、凈出口的影響總體上,綠色金融通過發揮“集聚資本”和“分配資本”功能,動員更多資金或引導資源(包括資金、技術及人力等資源等)投入到節能環綠色產業和企業,抑制資金向兩高一剩產業和企業投入,同時發揮增量和存量結構化作用,進而對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產生影響。

        第一,消費上,綠色資金投入增加,推動企業向綠色低碳轉型,逐步加大綠色產品生產或對傳統產品功能提升。如綠色有機農產品、再生紙等。根據薩伊定律“供給創造需求”,“市場誘導”引導消費者嘗試新奇體驗、逐步使用綠色產品。同時,根據相對消費理論“示范效應”[42],民眾對恩格爾系數的關注逐漸轉向恩格爾質量系數[43]。另外,金融衍生性功能之一是引導消費,從而擴大綠色消費。

        第二,投資上,從凈現值(NPV)角度看,投資受融資成本和融資約束影響,該約束包括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等,綠色金融通過擔保瑏瑢及利率方面的傾斜政策降低融資成本,通過“風險管理”功能擴大了投資量。其次,綠色金融動員資金或引導資源投入到綠色產業和企業,譬如,人民銀行“雙碳”工具的利率僅1.75%,低成本資金有效提升了企業信心,引導企業擴大碳減排領域、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領域的有效投資。因此綠色低碳投資需求增加,并逐步替代“棕色投資”,從本質上來講,這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44]。再次,從金融和經濟“動員儲蓄作用”視角來看,儲蓄的作用是指金融通過“集聚資本”功能,將經濟體中的資金吸收為儲蓄并有效地轉化為投資瑏瑣。

        第三,對凈出口而言,綠色金融動員資金或引導資源投入綠色產業和企業之后,企業逐步加大綠色產品的生產或提升傳統產品功能,產品出口增加,另一方面產品因品質提升,國內需求增加,對進口的依賴減少,凈出口增加。

        四、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根據現代金融學理論中關于金融體系的構成要素,筆者認為應該以金融體系的五大構成要素為抓手,著力完善綠色金融的體系框架,為促進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根據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于實踐與認識辯證統一的關系,同時,應以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為兩大支柱,不斷促進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發展的實踐突破與理論創新。

        本文以創新側、需求側與供給側三大方向為重點,多維度分析綠色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精準滴灌”,建議以“五大要素”為抓手,以“三大方向”為重點,以“兩大支柱”為依托,夯實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發展的體系基礎。

        以“兩大支柱”為依托,促進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發展的實踐突破和理論創新以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發展,應以實踐和理論兩大支柱為依托,不斷推進實踐探索,深化理論研究,促進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發展的實踐突破和理論創新。

        1.持續推進實踐探索國家在浙江、江西、廣東、貴州、甘肅和新疆六省(區)試點建設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這是構建綠色金融體系在區域的重大實踐。未來,可不斷推動試驗區的擴容,通過試驗區先行先試,形成一批可復制及可推廣的實踐經驗,進而在全國范圍內加速綠色金融的發展。

        2.持續深化理論研究持續深化理論研究,以更完備的理論體系指導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發展。2018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憑借其在氣候變化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成果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瑏瑧,顯示了學術界對綠色發展的重視與日俱增。目前已有將自然資本納入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成果,下一步,可研究將綠色金融作為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學理論或環境因素嵌入金融學的分析框架,深入研究綠色金融對經濟發展影響的作用機理,探索研究綠色金融的理論原理、定價機制和影響因素等,以更完備的理論體系,更好地指導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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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劉傳江1,2,張劭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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