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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論文

      論姚合、賈島詩歌清新奇峭之美學風格

      時間:2022年06月22日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姚合、賈島之所以為后人相提并論,與二人在創作過程中形成的清新奇峭的總體風格密不可分。二人詩歌中清的傳統除了與盛中唐山水田園審美主題一脈相承外,更多表現為形式上的清詞麗句及風格上的清幽清苦,在詩歌的語言、格調與韻律方面也常常體現出清絕

        摘要:姚合、賈島之所以為后人相提并論,與二人在創作過程中形成的清新奇峭的總體風格密不可分。二人詩歌中“清”的傳統除了與盛中唐山水田園審美主題一脈相承外,更多表現為形式上的“清詞麗句”及風格上的“清幽清苦”,在詩歌的語言、格調與韻律方面也常常體現出清絕、清整、清硬、清峭、清奇的特色。姚合、賈島二人“清”的特質同時也與弱、淺、浮等審美風格息息相關。姚合、賈島在詩歌創作上的“刻意求新”,不僅是對大歷元和以來主流詩風的變革,也表現為形成了一種在立意、謀篇、遣詞、造句、形貌、境界等多方面全新風格的五言律體,被時人追捧和后人認可。姚合、賈島詩歌中“奇”的表現同中有異,“奇”在姚詩中可用“拙中藏巧”概括,在賈詩中可用“大巧若拙”概括。姚合、賈島詩風中的“峭”除表現在總體風貌、聲律格調等方面外,也表現為一種在精神與人格上的追求。

        關鍵詞:姚合;賈島;詩人并稱;中晚唐;清新奇峭;美學風格

      詩歌文學

        中晚唐之交,伴隨著中興好夢的破碎,人們的心理在經歷了一番短暫的激昂與興奮之后,漸漸冷卻下來。韓愈、孟郊、元稹、白居易及其追隨者或作古或移情,相繼淡出詩壇的主流,詩歌風尚也與貞元、元和年間產生了極大的背離,新的時尚在審慎地經歷了漫長的屈從與選擇后,也終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與方向。這時候,人們在飽受煎熬之后都渴望得到片刻的休息,于是人們的審美心理趨向于清冷與安閑,因心靈空間趨于狹小所以所描寫的景致風物亦趨于纖微瑣屑,理想抱負的難于伸展也使眾多詩人不再有豪情與奇氣,表現于詩歌上就是氣格的局促與疲弱。

        人們的視野漸漸從紛亂的社會與奇麗的山水中收回,轉而投向了內心世界的憂愁苦悶、莊園水閣的閑適幽靜和綿渺情思的撲朔迷離中來,這是那個時代的長相,姚合、賈島自然也不能超越。肖占鵬先生談及這類現象時說:“審美時尚是指某一時代或某一時期人們共同的審美追求和審美判斷。對流動于某一時代或某一時期審美時尚的考察,往往是開啟某一詩人或某一詩歌流派審美趣味和文學蘄尚迷宮的金鑰匙。某一詩人或某一詩派在文學史上被標舉為戛戛獨造的東西,放到包籠他們的時代藝術文化的大背景下來透視,往往可以發現其與同時代其他藝術門類某些類項的‘共構’特征。”[1]

        作為中晚唐之交詩歌風尚的代表,姚合、賈島同時具備那個時代詩歌風貌的所有特征。姚合、賈島之所以為后人相提并論,除了在創作態度上崇尚苦吟和在詩歌體裁上長于五言律體外,與二人在創作過程中形成的清新奇峭的總體風格密不可分。當然,姚合、賈島詩歌總體風格的形成包含有詩歌傳統、時代風尚、詩人浸染、審美情趣和自身追求等多重因素,這也促使姚合、賈島最終迥別于同時代的其他詩人組合,別開天地,獨具風采。晚唐詩人張為首次注意到了二人在總體詩歌風格上“清奇雅正”的特點,“以李益為清奇雅正主……入室……姚合;升堂……賈島……”[2]宋人嚴羽在論及永嘉四靈的師承時對姚合、賈島以“清苦之風”概言其總體風格[3]。

        宋人孫僅認為姚合、賈島二人詩法源于杜甫但同中有異:“公之詩,支而為六家:……姚合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4]元人方回比較姚合、賈島二人詩風時也以“清新”言其共性,所不同之處在于一“淺近”一“幽奧”[5]。清中期李懷民在劃分中晚唐詩歌流派時則將二人區別對待,分別置于“清真雅正”和“清真僻苦”門下,認為二人的共同點在于“清真”,而區別在于一較“雅正”、一偏“僻苦”[6]。由此可知,歷代詩論家從不同角度歸納和辨析姚賈詩風時雖然所得不盡相同,但卻一致認識到了姚合、賈島詩歌“清新”的總體風貌。除此而外,散落于后代詩論家眾多詩評中與“清新”相關聯的諸如清苦、清雅、清冽、清幽、清硬、清絕、清切、清弱、清僻、清整、清爽、清潤、新奇、新警、新異、尖新等評論以及峭拔、幽奧、平淡、淺切、奇僻等特色又在二人詩歌中有濃淡不一的表現,所有這些共同構成了中晚唐之交別具一格的姚賈詩風。其中姚合、賈島最為基本的風格當在清新奇峭諸方面上,一種詩風自然不當肢解來理解,但為了更為細致地把握,我們姑且對其基本風格分別加以闡釋。

        一、清的傳統

        清是中國古典詩歌中較為普遍的一種審美追求,它具有相當廣泛的內涵與外延。唐詩史中“清”的概念亦包含有多種意義,若從總體風格上講,清則多與山水田園詩人的審美趣味和詩歌風貌相聯系。唐代山水田園詩人言必稱王孟、錢郎、韋柳,而姚合、賈島通常被認為是與這一傳統一脈相承的,故而二人詩歌在總體風格上也體現出“清”的特色。胡仔等以“深清閑淡”[7]言韋應物、柳宗元、孟浩然、王維及賈島,可視為清這一詩歌傳統的傳承脈絡。“清”的另一個角度是偏重于形式方面,即所謂“清詞麗句”的詩歌傳統。杜甫曾言,“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戲為六絕句》之五),即是從詩歌形式的角度而言的。姚合、賈島二人詩歌清的傳統正是沿著杜甫樹立的旗幟并充分繼承王維、孟浩然、錢起、郎士元、韋應物、柳宗元諸人的山水田園主題而來的,清成為姚賈詩風的基本色調,與同時代的韓愈、孟郊、盧仝、馬異、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等人有明顯的差別。不僅姚合、賈島在詩歌中常常營造出或清冷或清幽或清空或清苦的境界,在詩歌的語言、格調與韻律方面,也常常體現出清絕、清潤、清整、清硬、清峭等特色。晚唐詩人薛能亦以“清絕”論賈詩:“左遷今已矣,清絕更無之。”

        (《嘉陵驛見賈島舊題》)潘德輿評姚合詩云,“合詩體氣清整”[8],賀裳認為“閬仙五字詩實為清絕,如‘空巢霜葉落,疏牖水螢穿’,即孟襄陽‘鳥過煙樹宿,螢傍水軒飛’不能遠過。又如‘雁驚起衰草,猿渴下寒條’‘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蔬’‘地侵山影掃,葉帶露痕書’‘移居見山燒。買樹帶巢烏’,皆于深思靜會中得之”[9]。由上可見,后人以“風骨自清”[10]和“麗句清辭”[11]評姚合、賈島,庶幾近之。姚合、賈島又在詩歌中喜用“清”字,這也可看作是構成姚合、賈島詩歌總體風格的一個方面。蔣寅先生在談及清這一審美內涵的負面效果時曾指出:“清直接給人的感覺就是弱。……從根本上說,弱是因為單薄、不厚實……清一向就是與淺、浮、薄的感覺聯系在一起的。”[12]歷代詩論家在肯定姚合、賈島詩歌“清”的主色調的同時,也一并指出姚合、賈島二人詩歌與清相關聯的一些不足。姚合因詩歌多淺切,所以表現得較為突出。

        翁方綱評姚合、賈島詩歌“太清弱,抑又太盡”[13],其他如“語僻意淺”(紀昀評)[14]、“單薄無意味”(查慎行評)[15]、“氣格卑弱”(方回評)[16]、“然姚之詩小巧而近乎弱”(方回評)[17]等。尤其是結句,姚合、賈島二人均不能擺脫疲弱的缺陷,以致有“結弱而少味”(紀昀評)[18]的評論。但整體而言,姚合、賈島的一些作品雖有弱的不足,但姚合、賈島均有以僻澀的格調、深幽之意境、苦寒的內容、峭拔的體勢等盡力彌補淺弱浮薄的努力,甚至于被后人當作以矯元白諸人“淺俗浮艷”詩風的對立面而出現的,故而清弱并不是姚賈詩風的基本格調。

        二、新的變革元和時期,隨著元白、韓孟諸人漸漸淡出詩壇,詩歌潮流的總體傾向也由五古轉為五律、由批判社會轉為關注自我,一場新的變革又擺在當時的詩人們面前,其情形與大歷詩人當年的處境大略相像。此階段韓愈、孟郊、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李賀、盧仝等大家巨手的風格漸已失去時尚,年輕的詩人所面臨的是在這些詩壇巨擘所開創事業的陰影下的變革與創新。姚合、賈島應時而出,自元和末起至開成年間義山、樊川、飛卿諸人并起之前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對大歷以來直至貞元、元和詩風進行自覺的批判與變革就成為姚合、賈島及其追隨者及期間其他詩人無可回避的使命,這一代詩人通過自身的嘗試與努力終于奠定了晚唐詩風的基本形貌。

        從這個意義上講,姚合、賈島往往是被認為是以革新者的面目出現的,“元和中,元、白尚清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艷”(《唐摭言》卷十一)[19]。賈島最初學韓孟五古,但在時代風尚的影響下,最終選擇了專攻近體的創作道路,“浪仙以詩名世,杰出于貞元、元和文章極盛之后。孟郊死,為之哭不已,其詩亦與郊分鑣并馳,峭直刻深,羈情客思,春愁秋怨,讀之令人愛其工,憐其志”[20]。姚合的五律,雖與當時的眾多詩人均有唱和的經歷,但其詩歌卻與元白、韓孟諸人有著根本的不同,與賈島一致,“詩亦一時新體也”[21]。

        盡管后人對姚合、賈島二人求新求變的效果褒貶不一,但二人刻意求新的作風卻表現得十分鮮明:合為詩刻意苦吟,工於點綴小景,搜求新意,而刻畫太甚、流於纖仄者,亦復不少[22]。浪仙、東野并擅天才。……二人生李杜之后,避千門萬壑之廣衢,走羊腸鳥道之仄徑,志在獨開生面,遂成僻澀一體[23]。如果說姚合、賈島及其眾多追隨者生元白、韓孟、劉柳、盧李之后,志在別開生面,應當更為確切。姚合、賈島二人詩作中雖還有些許摩習元白、韓孟及張王的痕跡,但已終非留戀徘徊于其院廊間的門客,他們已經走出莊嚴而又顯陳舊的高屋廣廈的陰影,在春花中或月影下享受著屬于自己的愜意。姚合、賈島在詩歌的創新求變上有多方面的嘗試,以追求一種變、異、奇的整體效果。姚合當時贏得朝野贊譽的《武功縣中作》三十首、《游春》十二首、《閑居遣懷》十首等組詩在五言律詩的表現內容和結構技巧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創新,這些嘗試因與常法不同,故而也遭到了后世的眾多非議。如紀昀:“武功詩語僻意淺。”[24]又“武功詩欲求詭僻,故多瑣屑之景,以避前人蹊徑。佳處雖有,而小樣處太多”(《游春》紀昀評)[25]。

        姚合除在五律創作上著力求變外,也對其他詩歌樣式進行嘗試,如其創作的兩組描寫景致的組詩《杏溪十首》和《題金州西園九首》,均為不古不今的五言六句體,在作意上明顯沿襲王維《輞川集》和錢起《藍田溪雜詠》,但在技法上卻刻意出新,以求異于前賢。與劉禹錫相類似,姚合對當時的民歌體詩歌也有所留意,其組詩《楊柳枝詞五首》即是在此方面的嘗試,賀裳評論道:“凡作熟題,須得新意乃佳!稐盍Α吩……此詩頗脫窠臼。”[26]蔣寅先生在論及“新”與“清”的關系時認為指出:新穎是“清”的另一層重要內涵,由清構成的復合概念最常見的就是“清新”,這主要是就立意與藝術表現而言。不難理解,清意味著超脫凡俗,而俗的病根即在陳熟平凡,所以清從立意修辭上說首先必須戒絕陳熟,力求新異[27]。賈島在詩歌的構思、布局、遣詞、造句、形貌、境界等多方面均有創獲,尤其是五律[28],是故后學言其詩時總好以“新”論之。李懷民評《送朱可久歸越中》曰:“新極矣,奇極矣。”[29]查慎行評曰:“有意求新,一變唐賢風格。”[30]

        這種刻意創新在賈島的其他詩歌樣式中也時有反映,“賈島七言律,入錄者雖少,至如……等句,皆清新峭拔,另為一種,與五言小異”[31]。姚合、賈島二人刻意求新的作風從其所作的詩歌中也能得到很好的體現,例如姚合、賈島二人在詩歌中常常提到新詩、新體、新語、新篇、新作等詞語,從中也可反映出一些他們趨新的心理與審美情趣和在當時廣為流傳的事實①。姚合、賈島在創作和吟賞方面亦有很多新的追求,如主張即景抒情、反復揣摩、反復修改等②。姚合、賈島所認同的新詩的特點,大致有“清峭”“氣逸言縱橫”“韻響”“格高”“靈動”“出奇”“韻諧”等要素,在詩句中多有反映③。由此可見姚合、賈島心目中的“新”的風格是具有豐富的內涵的。當然,在姚合、賈島刻意求新求變奠定地位取得成績的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一些由求新而帶來的不足,言賈島者多言其寒儉僻澀,言姚合時多指其瑣屑纖巧,我們自然不能將此一并歸為時運使然,但這也正是姚合、賈島之所以為姚賈而非李杜王孟等巨擘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三、奇的追求

        晚唐張為將姚合、賈島二人同歸于清奇雅正一門,即是看到了二人詩歌“奇”的特色。李懷民稱姚合的五言律詩“樸茂新奇”[32],姚合詩歌之奇多與“巧”相聯系,方回評姚合詩“而格卑於島,細巧則或過之”[33]。胡震亨言姚合詩風“殆兼同時數子,巧撮其長者”[34]。許學夷則認為姚合五言律具有纖巧的特點,“五言律如……等句,僅入晚唐纖巧,中亦間有近島者”[35]。姚合詩歌的“奇”雖因“巧”而來,但同樣也是其根據自身的資質與興趣求新求變的一種嘗試。

        吳喬在分析姚合形成這種“奇巧”特色的原因是說:“盛唐不巧,大歷以后,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陳濁麻木之病,漸入於巧。”(《圍爐詩話》卷三)[36]辛文房也認為姚合、賈島二人都具有“巧“的特色:“與賈島同時,號‘姚賈’,自成一法。島難吟,有清洌之風,合易作,皆平澹之氣。興趣俱到,格調少殊,所謂方拙之奧,至巧存焉。”[37]但姚合詩歌的求奇求巧是隱藏在整體詩風的平易之中的,給人一種“拙中藏巧”的味道,所以從總體感覺上講,姚詩“奇”的特色表現得遠沒有賈島詩歌鮮明。賈島詩歌之“奇”,主要是與其“僻”“怪”“幽”“澀”等獨特的審美追求相結合,通過對詩歌中字句意格錘煉的具體實踐,最終達到“新奇”“奇恣”“奇絕”“奇異”“奇鑿”“奇拱”等的效果[38]。如李懷民在評《送李騎曹》一詩時說:“‘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東’,無此奇筆如何匠得塞垣景出?

        此與王右丞‘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有正變之分,而發難顯則同。”[39]又如“‘野水吟秋斷,空山影暮斜’‘磐通多葉罅,月離片云稜’‘凌結浮萍水,雪和衰柳風’‘松生師坐石,潭滌祖傳盂’‘西殿宵燈磐,東林曙雨風’‘絕雀林藏鵑,無人境有猿’‘井鑿山含月,風吹磬出林’‘明曉日初一,今年月又三’‘芽新抽雪茗、枝重集猿楓’‘露寒鳩宿雨,鴻過月圓鐘’等句,最為奇僻,皆前人所未有者”[40]等,像這樣的例子在賈島詩歌中比比皆是。與姚合詩歌求奇的表現恰恰相反,賈島在詩歌創作中雖然刻意求奇,但最終卻是為了達到一種平淡自然的境界,或可用“大巧若拙”來評論。張宏生論及姚賈詩風時道:“姚賈的獨特性在于,他們通過苦吟推敲的創作方式,使得原本不同的詩風達到了另一層次的同一性。這也許正是姚賈齊名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們得到后世許多詩人推崇的根本原因之一。”[41]

        其實,不僅是苦吟,在刻意求奇這一點上,姚合、賈島二人雖然切入點不同,但最終也達到了奇巧與平淡在一定層次中的統一。賈島的求奇與其個性有極大的關系,他在外人眼中,本身就是一個傳奇人物。他經歷復雜,充滿了挫折,同時又執著而堅定,滿懷激憤,故而平靜閑適之時少,憤懣失意之時多,發言為詩,自多孤峭不平之氣。這對于賈島來講自然而正常,但對于那些沒有這樣的經歷和缺乏類似體驗的人來講,自然認為賈島有超越尋常的奇絕之氣,令聞者耳目一新。所以賈島詩歌之奇是深沉的,是形成于內而表現于詩歌中的一種復雜的情緒和體驗,不能簡單地認為僅是一種結構詩歌遣詞造句的寫作手法。

        四、峭的效果峭,一般指岸陡直或山高峻,屈原《悲回風》“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巔。”即同時具有以上兩種含義。

        因峭具有仰視高山和如臨深淵的縱橫落差,所以常給人一種急險危冷的心理感受,運用于詩歌創作中則可形成奇警突兀的表現效果,所以詩人們通?桃鉅I造“峭”的境界作為詩歌求奇的一種重要手段。后人論姚合、賈島詩歌時常以“峭”及其相關的審美范疇加以概括。孟郊《戲贈無本》論賈島道:“金痍非戰痕,峭病方在茲。詩骨聳東野,詩濤涌退之。有時踉蹌行,人驚鶴阿師?上Ю疃潘,不見此狂癡。”王遠以“峭直刻深”論其詩,其他對賈詩的相關評價有“清新峭拔”“生峭險僻”“峭骨沉響”“聲韻峭急”等,分別指出了其詩歌在總體風貌、內容、立意、格調、聲律等方面“峭”的特色。“峭”在姚合詩中也具有較為豐富的內涵。

        首先,峭的自然形態,姚合偏愛那種高峻挺拔的山與壁立陡峭的岸的形態,故其詩歌中常用“峭”字來描繪山勢和堤岸,姚合詩中常以峭字入詩①。其次,清與峭的對舉與并用。后人評論姚賈詩風時多用“清峭”二字,姚合遣詞造句之時也有意無意的將二字對舉或連用,與其詩歌所呈現出的總體風貌相一致,如“昔年嘗作毗陵客,石峭泉清天下稀”(《送崔郎中赴常州》)、“幽棲一畝宮,清峭似山峰”(《題厲玄侍御所居》)等。姚合與賈島二人所追求的總體風格是相同的,只不過在具體的表現上有所側重,這就牽扯到“峭”這一美學范疇的藝術內涵的問題。從詩歌的立意上講,“峭”多與“孤”“高”相關聯。如姚合534首詩中,“高”字的使用竟達到92次,賈島404首詩中“高”字達72次,“孤”字54次,而運用“高”“孤”二字的許多詩句均能反映出“峭”的意味②。從格調上講,峭則與峻、潔等相關聯,一同構成了潔雅高峻的清美詩格,如“調格江山峻,功夫日月深”(姚合《喜覽裴中丞詩卷》)。

        從表現內容上講,苦、寒一類的感覺若與山水風物相結合則更容易引發峭的效果③。賈島詩中“寒”字凡88次,“苦”字凡14次,可見一斑。從詩歌的聲韻方面講,瘦硬、拗折的句法和律調與峭具有天然形貌上的近似。“峭”與“平”是相對立的一對審美范疇,姚合、賈島追求的是一種骨峻神清的效果,就必然與元白的淺切輕艷背道而馳。在這一點上姚合、賈島是沿著杜韓開創的道路一脈而下的,姚合、賈島在吸收了瘦硬奇警、突兀峭拔的特點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韓孟諸人過于狠重險怪與生澀拗折的不足,姚合詩“新詩盈道路,清韻似敲金”(《喜覽裴中丞詩卷》),鮮明地提出了他們所追求風格的內涵。延君壽言賈島“五律尤極瘦峭之能事”[42],亦是一語中的。與表現的內容相一致,從詩歌的整體風格上講,清、冷的色調則與峭的感觀最為和諧。因姚合、賈島二人詩歌具有清的主色調,在姚賈詩風所具有的多種因素中,清與峭最為根本,結合得最為完美、典型,所以不論是詩人自身的標榜還是后人評論也都好以“清峭”二字概括而非其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成為一種必然。

        峭的思想根源為二人性格上的特立不群,這種特立不群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缺少朋友或不諳世事,而應是二人以自己的生存信念和藝術趣味為支柱,在內心深處自覺地遠離整個社會的追名逐利與聲色犬馬之流,峭可以說是一種精神與人格上的追求,這一點在姚合《寄賈島浪仙》中有明確的表露,詩曰:“悄悄掩門扉,窮窘自維縶。世途已昧履,生計復乖緝。疏我非常性,端峭爾孤立。往還縱云久,貧蹇豈自習。所居率荒野,寧似在京邑。院落夕彌空,蟲聲雁相及。衣巾半僧施,蔬藥常自拾。凜凜寢席單,翳翳灶煙濕。頹籬里人度,敗壁鄰燈入。曉思已暫舒,暮愁還更集。風凄林葉萎,苔糝行徑澀。海嶠誓同歸,橡栗充朝給。”由此詩可知,姚合、賈島在內心深處的息息相通。姚合在韓湘進士及第時寫與其的詩歌《答韓湘》中對“峭”的內涵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刻苦地作詩應主要為沉潛其中自得其樂,而非人前賣弄,“把筆日不休,忽忽有所得。所得良自慰,不求他人識”。

        對韓湘“致詩過相飾”的行為并不認同,進而提出作詩應與做人相同,“君子無浮言,此詩應亦直”。姚合同時提出了作為詩人異于常人的理想人格:“詩人多峭冷,如水在胸臆。豈隨尋常人,五藏為酒食。”姚合因韓湘文華過飾的詩篇進而對新登高科、躊躇滿志的年輕詩人的未來表示了憂慮。姚合與韓湘的差異或可從很多方面來理解,但主要是將詩歌作為一種精神追求和自身人格的凸顯還是將詩歌作為博取時名進身求仕的工具的差別,這可以看作是久經風霜、聰慧睿智的老者與初出茅廬、躊躇滿志的年輕人在不同心理層面上的一次對話,日后的韓湘或可對此能夠有透徹的領悟。

        姚合認為能夠垂名后世的正是這種由孤峭的人格映射而成的詩篇,正如其在寫與友人賈島的詩中所言“吟寒應齒落,才峭自名垂”(《寄賈島,時任普州司倉》)。雖然說“雖賈之終窮,不及姚之終達”[43],但二人“孤峭”的性格、對詩歌創作的信念是相同的,也就是說二人達到了內心世界更深層次的同一,談及姚賈并稱時當然不能忽略了這方面的因素?傊,姚合、賈島二人詩歌“清”的傳統除了與盛中唐山水田園審美主題一脈相承外,在形式上表現為“清詞麗句”,在風格上表現為清幽清苦,在詩歌的語言、格調與韻律方面,也常常體現出清絕、清整、清硬、清峭、清奇的特色。姚合、賈島二人“清”的特質同時也與弱、淺、浮等審美風格息息相關。

        姚合、賈島在詩歌創作上的“刻意求新”,不僅表現為對大歷元和以來主流詩風的變革,也表現為形成了一種在立意、謀篇、遣詞、造句、形貌、境界等多方面全新風格的五言律體,被時人追隨和后人認可。姚合詩歌的“奇”雖因“巧”而來,但同樣也是其根據自身的資質與興趣求新求變的一種嘗試,可用“拙中藏巧”來概括。賈島詩歌之“奇”主要是與其“僻”“怪”“幽”“澀”等獨特的審美追求相結合,通過對詩歌中字句意格的錘煉加以落實,可用“大巧若拙”概括。在刻意求奇這一點上,姚合、賈島二人雖然切入點不同,但最終也達到了奇巧與平淡的在更高層次中的統一。后人論姚合、賈島詩歌時常以“峭”及其相關的審美范疇加以概括。從詩歌的立意上講,“峭”多與“孤”“高”等概念相聯系。從詩歌的聲韻方面講,瘦硬、拗折的句法和律調與峭具有天然形貌上的近似。從詩歌的整體風格上講,清、冷的色調則與峭的感觀最為和諧。峭可以說是一種精神與人格上的追求,二人“孤峭”的性格、對詩歌創作的信念是相同的,也是二人達到了內心世界更深層次同一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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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潘德輿,朱德慈.養一齋詩話·卷五[M].中華書局,2010:81.

        [9][26] 賀裳.載酒園詩話[G]//郭紹虞,富壽蓀.清詩話續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63;364.

        作者:張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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